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（2006—2020）与新科技革命。制定实施纲要是新中国成立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科技事件，当年我全程参与了这个过程。
每当想起那3年岁月总是有很多的感慨。那3年对我来说是忘我的岁月，是投入全部身心的岁月，是一个和所有参与过程的科学家、企业家一样，把国家利益、民族未来放在最优先位置的岁月，更是让我不断提高、终身自豪的岁月。
我今天就拿几个片断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从大飞机谈起。
2000年，我在科技部任调研处处长，偶尔看到一本杂志叫《经济管理文摘》，里面有篇文章题目叫《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》。这是高粱先生写的一篇文章，详细记述了运10飞机1970—1980年的研制过程。这篇文章深深吸引了我。这种吸引不仅因为大飞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，我更想从文章中看到科技发展究竟应当寻着什么样一种规律去走。
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走到大飞机的门槛上，或者说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大飞机的阵营，但是最后我们选择退回去了。我们选择跟美国公司合作组装卖飞机，经过10年合作，我们又回到了零。这个10年可以说刻骨铭心，充满了耻辱。
我们为什么要自废武功呢？为什么不多一些坚持？为什么不做10年磨一剑的事情。今天我重新提起这篇文章正是想说，从2000年一直到2008年，这整整8年的时间我一直在作大飞机调查研究，我一直跟研究大飞机战略人的在一起。
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调研组，组长是徐冠华部长，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做了很多系统深入的研究，几乎到过中国所有飞机制造公司，几乎拜访过所有能够有关的企业家、科学家和领导，我们对大飞机的认识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正是这项研究让我第一次确立战略思维，让我第一次学会了从战略层面上来思考技术问题、体制问题、政策问题。
第二，以市场换技术的局限。这个问题至少争论了40年，直到今天依然还有许多的争论。技术引进不仅对我们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很重要，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是需要的。我们谈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否定过要进行技术的引进，甚至可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产业发展、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有赖于技术的引进。我们在许多领域技术取得进步都跟技术引进息息相关，但是我们在许多案例和政策研究中看到另外一种现象，单纯技术引进的局限性。
中国有很多技术引进的成功案例，比如说大型燃气轮机，通过一个三峡工程几乎走到世界最前列；高铁的例子大家也有很多感受。但是在乘用车领域，30多年技术引进到底换来了什么？我们得到的是什么？我们失去的又是什么？
我住在深圳，每次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，总是不自觉看看路边停的都是什么车。小区非常大，怎么也得有几千辆，可以说98%都是外国品牌，我能够数得上的国产品牌大概不会超过5辆，其中还包括我自己的一辆。我们引进了30多年，但中国的汽车市场为什么还是这样一种形态呢。我希望大家思考一下，为什么有些领域引进成功，为什么在乘用车领域技术引进不成功呢？30年为什么不能换来自己的核心技术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主导乘用车产业的发展呢。
看看邻近的日本、韩国。他们几乎可以获得西方所有先进技术，今天他们在世界汽车市场已经有了一席之地。我到欧洲去，看到那么多日本车、韩国车。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强调买自己国货的国家，看到那里也有大量的日本车、韩国车，却看不到一辆中国车。所以有一个结论，技术贸易永远不能代替自主研发。
引进技术只是引进技术物化产品，引进技术可以理解为只是一种技术贸易。但是要获得技术能力必须经过自主开发的过程，落后技术绝对不可能通过技术引进获得的。
第三，自主创新不是自己封闭。中长期规划讨论过程中，围绕要不要自主创新问题展开了争论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自主创新会不会导致我们走到闭关锁国，不许人们去进行国际交流。我相信中央和科技部领导提出这种思想一定不是要自我封闭，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是开放、必须是交流。我们只是强调在这个过程中要怎么拥有越来越多话语权，拥有跟别人进行对话和博弈的资格，甚至某些领域逐步站到主导位置上。
其实技术的交流，包括技术的引进，本质上都不是先进者对落后者的施舍，而是一个珍珠换玛瑙的游戏。我以前写的文章已经谈到这个观点，你有什么可以跟别人进行对话，你有什么资格跟别人进行交换或者兑换，这是决定整个开放结果的关键所在。
以空间站为例，我当时做过这方面的研究。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要参与国际空间站，别人连理都不理，根本不让我们参与；但当我们自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甚至取得了进展以后，别人就主动向我们摇起橄榄枝。这就是一种博弈能力，这就是一种对话能力。所以开放从来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施舍，我们希望有更多能力跟别人进行对话，有更多的底气迎接这种开放。
最后谈谈美国的自主创新。最近我看到一份美国人工智能的倡议里面有句话请各位注意看看。这份倡议说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确保2030年前美国在人工智能开发及相关领域保持领先，包括高端制造和量子计算。”什么叫不惜一切代价？这话今天我们已经听的很少了，我印象中不惜代价去做科技领域的推动，应该是在十年前、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。如果今天我们在政策层面上再提出不惜一切代价，可能会受到很多质疑和批判，但这就是一直作为学习追赶对象的美国，他们在人工智能倡议上所提出来的观点。
周其仁先生若干年前在中美经济对话会上，他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先生提出一个观点。在全球分工体系下，他做一个假定，美国生产大飞机，中国生产服装鞋帽，构成从高端到低端的国际分工体系。在这样一种分工体系下彼此相安无事，你卖你的高端产品、卖芯片、卖大飞机，中国给你贡献服装鞋帽。虽然一个芯片能够换得一个大集装箱甚至一整列车的服装鞋帽，但是大家相安无事。周其仁提出另外一个假定，如果中国要研制大飞机，美国会做何感受。
弗里德曼先生脱口而出，不加思索地回答：如果是这样，那将是对美国永久的伤害。因为在美国人的思维当中，保持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技术优势，是他们的生存王道。当看到中国在技术领域所做的努力，当看到中国企业一步步靠近美国的时候，美国人会做何感想呢？美国人会做何行动呢？那就会看到美国对华为这样的企业展开全球围堵。
我现在担任华大农业董事长，华大做基因组测序。华为是IT领域，华大做BT（生物技术）领域，我们做基因组测序。只不过我们比华为被围堵更早几年，2011年我们就遭到了围堵。当我们将测序仪开始商用，美国人意识到这将对他们提出挑战。他们采取非常拙劣的手段，阻止新的仪器卖给我们，老的仪器也不负责维修，同时把每天耗材价格升高一倍。通过这种方式要把华大困死。那时候华大要么是死亡，要么做小老弟臣服于他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找到另外一条路子，经过5年的努力，华大的高端测序仪研究，终于可以不再受制于人。
这是什么领域？这就是大国重器。我形容它是IT领域的IC。没有这样一个重器，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几乎所有获得的数据，或者我们获得数据的途径都将受制于人。我期待更多人关注这样路径，期望有更多像华为、华大企业能够崛起。